中国法律文化的历史发展与近代变革

从历史渊源看,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历史根基最深厚、民族认同感最强烈、实际影响最深远的法律文化传统。自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已开始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正在逐步地失去,而开始面临着一种全新的生存环境。古代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瓦解,但其包含的很多因素则分散地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法律意识、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不少内容在现代仍具有建设性价值。     

植入广告的法律管制问题探析

为了在信息爆炸时代提高甄别信息的效率,作为信息受众的消费者会采取一定措施回避无用的广告信息,此行为无疑成为传统广告发展的桎梏。传统广告的低效率促使商家寻找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广告业演变为一种注意力经济,植入广告应运而生。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中国相关管制措施的不具备或不成熟,导致广告植入在实践中屡屡出现问题,更产生了大量诉讼案件。因此,调适广告植入适用环境、采取有效规制工具进行管理成为广告植入实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清末对法治局限性的认识

清末,在有关法治的喧嚣声中除了赞美和肯定,也夹杂着着一些谈论法治局限性的声音。清末有关法治局限性的言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于中国传统法家法治的批评;另一类是质疑西方法治可能走向只重视法律而忽视个人道德的道路,最终会导致个人道德低下;第三类则是根据西方无政府主义学说,对近代西方法治彻底否定,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法治。     

“拆村并居”的风险解析

风险概念因其直接关涉风险分配、权力与权利关系而具有宪政内涵,从而被接纳为法学概念。法学风险概念在法律系统的运作依赖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从拆村并居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法律风险决策与现代法律风险决策的差别在于后者更关注风险沟通与风险评估,此二者有助于重构当下国家与公民的互信关系。因此一个扩大化的分析是,有关风险语境下政策与行动的基本框架应建构在国家与公民二者关系的基础上,重视国家与公民关系对于处理风险议题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竞争分析框架的FDI溢出效应与挤出效应探究——对我国31个省市区39个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FDI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选取2008年我国31个省市区39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竞争分析框架,分析发现:外资企业对我国内资企业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但并不是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市场共同度、资源相似性越高,则溢出效应就越低,挤出效应越大,且溢出效应可能小于挤出效应。因此,我国企业还需要加强技术创新,以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要摒弃模仿式战略,走差异化道路;也要合理地引导FD I的地域行业分布,以形成外资与内资企业适度竞争、相互学习的良性环境。     

文学的边缘化与精神价值的守望

从后现代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人手，指出文学出现边缘化状态是后现代主义发展使然，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文学创作格局和研究视野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创作格局上，接受主体对创作主体的中心地位进行了颠覆；在研究视野中，理论被偏置，而文化研究渐居上位。但是，处于边缘化的文学同样有其自身的机遇和活力，其出路就在于坚守文学的精神价值。     

地方高师院校办学定位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地方高师院校应明确＂立足地方、以师为本＂的角色定位,树立＂教学型＂甚或＂教学研究型＂的发展目标,坚持＂以特色创优势、以创新求发展＂的办学路子,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相应地要求培养学生健康积极的价值取向、求真务实的思维品质、敢破能立的精神气概、鲜明独特的个性风格等特别素质。为此,必须转变人才观念,更新培养模式、优化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拓展实践平台,提升应用能力、丰富考核体系,完善评价机制、加强文化建设,培育创新环境。     

我国实质课税原则研究之批判——兼论实质课税原则的定位与适用

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法发展中逐步受到重视，尤其在税法的运用和执行阶段。但是，德、日等均在避税之否认领域使用“实质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原则在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及实践中非为基本原则。许多被我国学者认为属于实质课税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并不需要运用实质课税原则，其中一大部分属于法律实质主义的问题，非为税法固有问题；而对经济实质主义问题的研究，学者在适用实质课税原则时陷入了概括性、抽象性论述，造成对税收法定主义的违背，极易侵犯公民的财产权、破坏税法法制体系的建构。     

日本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及启示

日本根据适用除外制度与反垄断法宗旨的关系不同将其划分为确定性适用除外和倒退性适用除外。确定性适用除外旨在保护中小企业参与竞争的能力以及维护知识产权领域的特定行为;确定性适用除外有利于竞争机制的维护,必将随着竞争政策的强化得以运用。倒退性适用除外则在市场经济尚未健全条件下保障了政府依靠产业政策培育相关产业、发展规模经济,但该适用除外与反垄断法维护竞争的宗旨相违背,必将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竞争政策的强化逐渐被废止。日本适用除外制度运用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如何通过适用除外制度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